以前，人们防范意识很差，拍摄非常简单。现在是全民摄影时代，人们有了肖像权和隐私权意识，我只能用小卡片机偷偷拍。这个卡片机我到哪里都揣着，因为拍照没有预测性，而且是瞬间出现的，拍下精彩的画面实属不容易。

好多人问，你怎么和旅客交流？我的回答是，不能交流，一交流什么都没有了。比如，有一对年轻情侣在抱着亲热，我要是说我想拍你们，两人刷地一下就分开了。

我只能偷拍，我形容自己是“职业小偷”，偷的不是旅客的财物，而是旅客的影像。我经常在车里头来回走十多趟，由于寻找拍摄对象，眼睛到处乱看，就跟小偷一模一样。我经常被举报，被列车长查证件，是火车上有名的“流窜犯”。

这些年，我练了一颗贼心、一个贼胆和一双贼眼。

在火车上拍片就跟上贼船一样，正常心理根本拍不了，所以需要贼心；火车里头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非常近，我敢拍，这就是有贼胆；另外还得有双善于发现的贼眼，这很关键。很多时候，正常眼睛反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只有贼眼才能看见。很多年轻人没有这样的勇气和胆量。

尽管付出很多代价，我还是觉得很欣慰。我拍的是火车上的中国人，更是改革开放的历史变化。因为拍片时离人最近，全是抓拍，有很多可读性。我还把美术元素融进摄影作品里，包括漫画的幽默感。

我认为，摄影师必须40岁以上，有了修养阅历和社会感受，才能拍好片。

摄影师拼的不是长枪大炮，而是头脑。摄影师要有文学家的思想，要有哲学家的思辨，要有美学家的修养和漫画家的幽默。这样，你的片子才有看点，有深度和内涵，有嚼头和品头，而且还有幽默感。不然，你的摄影没有思想性，就是白开水。

被人掐着脖子拳打脚踢

这些年在车里遇到了很多故事，有好有坏。我在火车上有好几次生死瞬间。

1991年，我从哈尔滨坐火车到上海。车厢里超员严重，地上、坐席底下、厕所里、行李架上全是人。我被夹在中间，挤不过去退不出来，汗哗哗淌。车厢里弥漫着抽烟的臭气味，让我喘不气来。好不容易，车靠站了，我赶紧跑出来透气。

没想到，车开得很突然。我还在站台，只能跑两步抓住火车门外沿。随着车速提升，我的脚脱离了地面，我用手扒着，整个人就飘起来了。在关键时刻，门咔啦一声响，列车长和旅客将我使劲拽进了车厢。

我坐在地上喘着粗气、冒着虚汗，一句话说不出来，十多分钟都站不起来。好多旅客说，你别上这车了，你不要命了。可我不上不行，摄影包、胶卷镜头、用品全在车上。这是我在摄影人生中最刻骨铭心的一次。

2015年7月10日，我从上海到杭州，给杭州一个学院讲课。因为同车上一个妇女领着孩子看手机，我顺手拍了三张片子，就去别的车厢了。等我回来时，这个妇女的爱人在车头等着我，一把掐住了我的脖子，拳打脚踢。我当时就木了，嘴也出血了。接着他第二拳打我脑袋，我眼前一黑，差点没倒在地下。那是我一生中最悲惨最痛苦的一次。

我能坚持拍火车40多年，只因为我对铁路的感情太深了。我一上火车就兴奋，兴奋到什么程度？有一次想当回旅客好好休息，在车上躺了一小时，心里翻腾着跟长草似的，我还是拎着相机串车厢拍摄，“上瘾了”。很多机构请我去讲课，安排坐飞机，大部分都被我要求改成火车。

火车是中国铁路的名片，记录火车的变化，映射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变化，它的价值非常巨大。我很庆幸自己拿着相机，坐着列车一路走来，拍了火车上的中国人40年。

人的生命是有限的，但艺术作品的生命力是无限的。我希望大家选一个属于自己的主题坚持下去，时间越久越好。我一生就干一件事，就是摄影。我现在走哪拍哪，希望还能再坚持十年，拍下中国火车50年的变化。

王福春生平

1963年考入哈尔滨铁路局绥化铁路机车司机学校，80年代就读于哈尔滨师范大学摄影专业，曾任哈尔滨铁路局科研所摄影师、编辑，2002年迁居北京，成为自由摄影人，拍有《火车上的中国人》《黑土地》《东北人家》《地铁里的中国人》等摄影专题。第十七届全国影展金牌获得者，第三届中国摄影金像奖得主，被中国摄影家协会授予德艺双馨优秀会员；曾连续10届参加平遥国际摄影展，其代表作《火车上的中国人》多次获得国内外大奖并被展出。